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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留给我的两笔“财富”
时间:2026/8/27 11:52:42      来源:中华时报     作者:刘俊苍 肖荪

导语:父亲离世二十载,留给儿子的,远不止血脉与记忆。肖荪在父亲去世二十周年之际,写下这份深情的追忆,将父爱化作两笔“财富”——一笔是安身立命的写作本领,从《古文观止》的启蒙到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的突破,文字成为他丈量世界的标尺;另一笔是清白做人的底线,面对高利贷的暴利诱惑岿然不动,经历查账风波坦荡过关,父亲的教诲为他筑起抵御风雨的精神堤坝。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致敬,更是一代人为下一代留下的最珍贵的“传家宝”——教他本事,更教他做人。当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沉淀为永恒的感激,我们看到的,是父爱如何穿越时空,在子女的生命里生生不息。


父亲留给我的两笔“财富”

——写在父亲去世二十周年之际

肖 荪


二十年前的农历三月初九,我父亲在与病魔抗争了半年之后安静地走了,那一年他76岁。父亲去世之际,本来晴空万里,却突然下了一阵暴雨,雨水与我的泪水混在一起。我想,这或许是天人感应,是上天对我失去父爱的痛惜。

二十年来,我对父亲的怀念,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,时间越久对他的怀念反而越深。有时看到父亲留下的遗物,睹物思人我会忍不住潸然泪下。亲友或父亲的老同事提起父亲的往事,我也会禁不住眼圈泛红。我心中一直有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。更重要的是,父亲给我留下了两笔“财富”,保我平安,终生受益,让我念念不忘。

第一笔财富:工作的一技之长

1930年7月16日,父亲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市一个家境殷实的耕读之家,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五六岁时在家里读了两年私塾,打下了较好的国文基础。上学之后,日本鬼子打进了家乡,他在颠沛流离中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。好在那时家里有不少国学书籍及新式学校的课本,他一有时间就看书学习。靠坚持不懈的自学,解放后淄博师范第一次招生,他便和我的一个堂叔一起考了进去,毕业后回本县一所小学教书。父亲文采较好,一篇文章被领导赏识,调入县教育局。他在《大众日报》、《山东教育》发表了好几篇文章,五十年代末县委宣传部调他到部里从事文字工作。

我出生于1962年,上学时赶上“文革”,小学、初中没有学到系统的文化知识。但受到父亲影响,我从小便喜欢看书。家里有一本《古文观止》,父亲让我对着注释一篇篇学习,著名的文章还要背下来。其它的书籍以小说居多,比如传统的四大名著,当代的《红岩》《苦菜花》《林海雪原》等等,我看了好几遍。对文学的热爱,就是在那一时期形成的。对我写的作文,父亲特别关注,有时间就仔细阅读并指出优缺点。在他的指导下,我的作文进步很快,几乎每篇都被评为范文。高一时学校组织了一次游学,让我们登临小黄山回来后写作文。我写了一组格律诗,刊登在了学校黑板报上,在学校引起了轰动。大学期间的征文比赛,我也多次获奖。

大学毕业后,我从事过一年多的教学工作,后调到县教育局,开始编写《教育志》,完成后从事职教。在这里,写作的特长发挥了出来。虽然教育上的工作常规性的多,新闻性的少,但“处处留心皆学问”,四处职业学校被我写了一个遍,稿件被《大众日报》《农村大众》《惠民大众》采用。写省劳动模范、职业中专校长王玉木的通讯《他身边个个是人才》,发表在1989年第8期《教育与职业》上。这本杂志是全国职业教育最顶级的刊物,社长孙起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。这是当时惠民地区的职业教育第一次上这本杂志,在全区乃至全省职教届引起了较大反响。后来,我写稿的范围逐渐扩大,普通教育、基层学校、少先队活动也写了一系列稿件。其中,写全国优秀教师韩祥俊的通讯《红烛》,被《大众日报》评为优秀稿件。

当时在县教育局传达室工作的,是一位离休老教师卢资平。看到传达室的墙上挂着梁漱溟先生给他写的书法作品“何思何虑,至大至刚”,我便问起来龙去脉。原来,上世纪30年代,卢老师曾在梁先生创办的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过。八十年代初,因为要重修《邹平县志》,卢老师找梁先生了解当年的史料,梁先生给卢老师写了这幅字。我写了《何思何虑,至大至刚——记梁漱溟先生与一位离休教师的交往》,发表在1990年5月的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政协报》上。共5家报纸发表了这篇稿件,引起了县委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注。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便能在《人民日报》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,这在我们当地是比较少见的,我被调入县委研究室、县委宣传部工作。从此,我的爱好和工作结合在了一起,迸发出了极高的工作热情,星期天、节假日都成了我的工作日,晚上常常加班写稿到深夜。1992年5月25日,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刊登了我写的消息《西王村自办高效农业开发区》,破了滨州地区的新闻报道没上过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的先例。

我写的文章,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。1998年,邹平经济步入了快车道,我分析后认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,是取得成绩的关键。于是,我写出了长篇通讯《迎接新世纪的脚步声》,用三个企业转型发展的故事,介绍了邹平县发展高新技术的做法。12月10日,《滨州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。当天一上班,原山东省人大副主任、时任滨州地委王宗廉书记,用红笔在报纸上作了重要批示:“这是我区在二十一世纪赶上发达地区的希望所在”,要求地委办公室加上按语,转发全区学习。全区经济工作会也变为在邹平召开现场会,推广邹平的做法。1999年2月26日,《大众日报》头版头条以《高科技的魅力——发生在邹平县的几个故事》为题,发表了这篇长篇通讯,在全省引起了较大反响,吸引了众多县区来邹平参观学习。

在国际经济竞争中,我的文章也为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发挥了助力作用。2017年2月,魏桥创业集团下属子公司中国宏桥,受到了国际金融大鳄艾默生的“狙击”。艾默生发布报告,质疑中国宏桥业绩造假。魏桥创业当然不肯做俎上鱼肉任人宰割,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紧急报告,将国际金融财团的“沽空”归结于本土企业自身的壮大触及了国际同行的商业利益。此时,魏桥创业把我1992年9月发表在《中华英才》第17期上的文章——《张士平的“非分”之想》转发到互联网上,以此证明魏桥创业几十年来一直以“魏桥速度”发展,并不存在业绩造假。这本是一篇发表于25年前的文章,却成了魏桥创业证明自身发展速度的有力“证据”。因为张士平老总为人低调,从不接受采访。25年前的那次采访,是当时邹平县委领导下达的政治任务。因此这篇文章也成了第一篇,也是唯一一篇比较系统介绍他创业经历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对挫败金融大鳄的“狙击”,起了相当的作用。

邹平县是国家唯一的、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的对美开放调查点。对于这一题材,我不断进行追踪报道。《马庄村的洋村民》《奥克森伯格访谈录》《邹平,我的第二故乡》等文章,先后荣获山东省对外传播奖。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,我写出了长篇通讯《邹平: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》,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(海外版)和《走向世界》杂志上 ,获得了全省对外传播一等奖,并荣获山东省第五届“精品工程奖”。作为一名基层新闻工作者,能获得这样高层次的奖项,也是不多见的。

我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大众日报》等地市级以上报刊,发表新闻、报告文学、散文等作品1200多篇。2003年被滨州市委、市政府授予“十佳新闻工作者”称号。我一辈子以文字为生,做出了一点点成绩,这与父亲教给我的一技之长是分不开的。

第二笔财富:做人做事的原则

做新闻宣传工作,除了发稿带来的喜悦,还有一个“副产品”——稿费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的工资只有百元左右。发表一篇稿件,会有五元十元的稿费,重要稿件会有二三十元。一篇新闻价值大的稿件,多家报刊采用,所以一篇好稿件挣个五十六十元也是常事。与工资相比,稿费收入比较可观,尤其是在那个低物价的年代。

那个时候,传媒比较单一,平面媒体受到普遍重视。机关事业单位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需要在报纸上宣传,所以有写不完的题目。稿件发表的多,稿费自然就多。还有不少单位对新闻宣传比较重视,出台了奖励政策。除稿费外,奖金也是一笔额外的收入。

靠稿费和奖金,我积攒起了“第一桶金”。1995年,单位集资建房,分两次集资4500元,许多同事需要借钱,我很轻松地就交齐了。2003年,县政府在南部新区建宿舍楼。那时房价已突破千元,一套房子就得十几万元。我和父亲两套房子,我也毫不费力地凑齐了。而那时买房,不贷款的人很少。

虽然“爬格子”很辛苦,挣钱也很慢,但这份钱我挣得心安理得。因为父亲从小就教育我做人做事的原则:干净做人,清白做事。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,不是自己的钱不能眼红,更不能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装进自己的口袋。正是有了这种正确的金钱观,我对靠歪门邪道获取不义之财的人从不羡慕,甚至有点嗤之以鼻。

本世纪初的几年,邹平民间借贷“泛滥”,一时间竟成为江北“高利贷”重灾区。某些人一时间靠高利贷获取暴利,聚会的时候,哪里利息高、谁又存了多少钱,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。身边的同事,不少人参与其中,获得了不菲的收益。但我对此事也就当新闻听听,从来无心参与。我有一个朴素的想法,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。百分之二三十甚至四五十的利息,没有任何项目可以持续支付。因此,就在有人动员我参加,甚至提出如果出现意外,他负责赔偿的优厚条件时,我也毫不动心。我说:“我这个人胆小,高风险的事不敢办。如果因为我参与了高利贷,每天担惊受怕,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那挣这个钱太不值了。”我回家时与父亲讨论起此事,他反复告诫不要参与,更加坚定了我信心。几年之后,很多人积蓄被吞噬殆尽,有的甚至倾家荡产、债台高筑,因为我没有贪图人家的高利息,保住了来之不易的储蓄。

社会上有一种说法,就是很多人经不住查账,因为一查帐往往容易“露馅”。我在负责对外宣传期间,就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“查账事件”。

接待记者是对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常规的做法是,每次接待的餐费、住宿费,先在宾馆签字记账,待年底统一结算还账。但由于经费紧张,还账往往一拖再拖,甚至一拖就是几年。在年终时,我让宾馆把所有单据结算出来,先给宾馆打一欠条,原始凭证存在我处。等部里有了经费,我把凭证交办公室财务,由财务给宾馆拨付经费,抽回我的欠条。这一办法实行了多年,从未出现过差错。

多年之后,我的一位下属成了我的领导,他刚上任不久,便安排办公室主任找我,要求我交出上年度接待记者的原始凭证。我虽然愚钝,但马上就明白这是冲着我来的。我沉思片刻,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如果我交上凭证,他们再造假凭证罗织罪名搞我,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因此,我提出了一项要求,交凭证需要当着宾馆财务的面办交接,由办公室给宾馆打欠条。办公室主任在请示后,把宾馆财务人员叫来,三方在我办公室办理交接。我拿出凭证,与宾馆财务核对后,她把欠条还给我,我把凭证交给她。办公室主任按原数额重新打欠条,宾馆财务把凭证交给办公室主任。收到凭证后,办公室主任立即组织人,分成几组对原始凭证进行逐一核对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从账上找出问题。

当时,《滨州日报》的一位主任,正在我办公室和我商量采访题目。他目睹了这一切,建议我从上级找领导,阻止他们查账。我淡然一笑说:“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叫门。如果我阻止他们查账,他们会更加怀疑我的账目有问题。”说完,我和这位主任正常开展工作,到一个单位采访去了。

办公室主任组织人核对了好几遍账目,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。原来我打欠条的数额,比原始凭证的数额要小。如果数额大于原始凭证,中间的差额,就有认定我贪污(准确地说是预谋贪污)的嫌疑。而数额小,找什么理由也无法认定我贪污了。

第二天一上班,办公室主任特意过来向我询问:“为什么欠条的数额小?这样打欠条,宾馆不就吃亏吗?人家能干吗?”我反问他:“你是不是认为数额应该大?为什么给部里省钱,你们还不愿意呢?”他只好悻悻地走开。其实,因为单位还账常常一拖就是几年,把宾馆的利润都拖没了,宾馆为此烦恼不已。于是,我便与宾馆老总商议,为了能尽快找领导把账目结清,对部里的招待费都打折结算。

当年年底,县级领导亲自把县纪委年度“廉政先进个人”的荣誉颁发给我,公道自在人心,这个“廉政先进个人”足以说明一切。

这件事过后,我才深深地体会到父亲对我的教诲有多么重要。我如果意志不坚定,守不住底线,就那一次“查账事件”就会让我阴沟里翻船。

后来,县委、县政府出台政策,鼓励机关干部帮扶企业。我曾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过企划部长,在一家中型企业担任过行政副总。之所以能得到企业的青睐,除了我能写文章外,干净做人,清白做事也是重要原因。

是父亲的言传身教,培养了我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,也坚定了我面对金钱诱惑不动心的定力。

感谢父亲!

责任编辑:肖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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